百色红色故事｜“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黄治峰,革命烈士。1891年8月出生于奉议县甫圩乡篆虞村（今百色市田阳区百育镇新民村篆虞屯）。右江沿岸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县知事的斗争,领导农军举行“二都”武装暴动。历任奉议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奉议县各乡农民联合办事处主任、奉议县农民协会主任、中共奉议县支部委员、中共奉议县委书记、奉议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右江赤卫军总指挥、红七军第四纵队队长、红七军第二十师副师长。

黄治峰时刻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牢记心中。他曾三度从军，报效祖国。1917年他的姐夫为他的生命担忧，写信要他退出军界回故乡，但年轻的黄治峰回赠一首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

报答国家哪肯还；

埋骨岂须桑梓地，

人生到处有青山。

这充分表明了黄治峰从戎报国义无反顾的决心。

可是，腐败昏庸的军阀部队，让黄治峰无法施展为国报效的热血。1923年，他毅然弃职还乡，从事农民运动工作。他兴办“业务学校”、组织“革命同盟会”，带领一批有理想、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和同盟会会员，分头奔赴到各乡和附近的恩隆等县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在他的大力宣传下，右江沿岸广大农民的革命火种越烧越旺。

1924年，黄治峰在得知奉议县知事黄炽秋和县团防总局周贷宗要带团到甫圩摊粮派款，威逼农民交出40000斤稻谷时，黄治峰带领农民进行反抗。最后迫使省政府当局下令将黄炽秋撤职查办。这次斗争胜利，极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情绪，掀开了奉议县农民运动的新篇章。

1925年11月，为寻找革命真理，黄治峰从家里徒步到东兰县参加韦拔群创办的第一届农讲所学习。1926年1月，黄治峰学习结业返回奉议。随后，黄治峰为培养一批农民运动骨干，他在田州镇维新街30号开办有60多名学员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3月，省农民部委任黄治峰为奉议县农民运动名誉委员。4月，奉议县各乡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成立，黄治峰任主任。在此期间，黄治峰不但亲自上课，而且自编讲义，带领学员们深入社会调查。通过训练，学员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迅速得到提高，为后面的斗争奠定扎实基础。由于黄治峰的出色工作，奉议县的农民协会迅速发展到25个乡，会员达到1842人，拥有200多名农民自卫军，可号召农民近20000人。

素有“土霸王”之称的曾伯龙在接任奉义县知事不久，便勾结奉义县第四区（即二都区）团防局局长黄锦升和大土豪黄曹山等人，借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代购军粮之机，强行摊派，压低价格（原定价八元，他才付给农民三元五角）从中贪污勒索，激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之后，黄治峰带领农协会会员、农民群众1000多人，到平马镇示威游行并向范石生请愿，要求豁免无力交粮的农民，同时如数退还克扣的粮款。范石生见农民来势凶猛，生怕事态扩大，答应农民的请求，并致电政府官员告知该事，最终曾伯龙被逮捕并押南宁监狱。农民斗争又一次胜利。此次成功，不但使农民扬眉吐气，而且进一步教育群众，锻炼一批骨干，积累革命经验，推动了农民运动更为蓬勃发展。

1927年7月，右江地区各县农军进行整编，奉义、恩隆两县为第二路军，组织任命黄治峰为总指挥。于是，他组织成立两县“革命联合会”，统一领导农军开展打土豪的武装革命。

为了打击奉义县的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8月7日，黄治峰同余少杰等人在花茶庙堂召开奉义县第二次农民运动骨干会议，决定次日利用仑圩圩日的有力条件对黄锦升等六大土豪进行打击。当日，在周密的部署下，活抓了黄锦升、黄子贞、黄静山，没收三人的枪支及财物。次日，召开群众公审大会，黄锦升被枪决。二都武装暴动宣告成功。二都暴动的胜利，强烈冲击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令广西省反动当局惊慌不已，并发出抓拿黄治峰等人的通缉令。但黄治峰早已把个人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他坚定地对农民军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1928年10月，为确保百色起义顺利举行，黄治峰率领农军对敌军开展2次围歼，均获得胜利，受到邓小平和张云逸的高度赞扬。一次是10月28日，黄治峰率领农军300多人，配合第四大队向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发起突然袭击，在平马镇取得胜利后，又连夜赶回田州镇，吃掉敌人一个营，为百色起义扫除障碍；再一次是11月1日围攻土豪黄曹山的住宅，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经过五天五夜的枪击炮轰，最终迫使黄家武装团丁缴械投降，黄曹山败逃，其财产被没收。

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黄治峰领导的农军被编入红七军第二纵队第三营，他任营长，同时任中共右江特委委员。1930年2月初，红七军主力挺进黔桂大游击，右江苏区组建赤卫军指挥部，黄治峰被任命为总指挥，并任奉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8月，右江赤卫军别编为红七军第四纵队，黄治峰为纵队队长。

黄治峰生活简朴、严守纪律、绝不私用军队经费的一分一厘。红军北上前夕，黄治峰回到家里提取原先由堂兄黄经正保管的红七军经费——黄金1.825公斤，光洋17箱。黄经正考虑到黄治峰这次远离家乡，家中5个小孩需要照顾，生活比较艰难，劝黄治峰留一些钱补贴家用。黄治峰听到后严肃地说：“这是红七军军饷，一个铜板也不能动，部队要远征，军费开支更大，家里再困难，也不能增加部队的负担。”还对爱人罗氏说：“不是我心狠，丢下你们不管，我出去干革命，是为千千万万穷苦人，为子孙后代都能过上好日子。”并对黄经正说：“钱物一分一厘都不能留给家里，留下一支步枪给你们吧！你们用它和地主豪绅、白军民团作斗争，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最终，黄治峰只留下一支步枪和20多发子弹给侄儿黄耀祖（赤卫队员），并勉励侄儿要紧握枪杆，将革命进行到底。

1930年10月，黄治峰率第四纵队远征北上，随后，第四纵队在河池被编入第十二师，黄治峰被任命为副师长以及红七军参谋处处长。

黄治峰肩负的担子越来越重，但他始终保持普通士兵的本色，从不搞特殊，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行军北上的日子里，他很少骑马，常常把战马让给伤员。一天，宣传员谢扶民生病，昏倒在路旁，黄治峰见到立马把马拉到他跟前，连声催促：“快上马吧，都是阶级兄弟，用不着客气。”同时，黄治峰十分注重组织纪律，时刻教育官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次，部队进到湘桂边的一个瑶寨，因为缺乏粮食无法开伙，炊事员向黄治峰请示，说在一个瑶胞家里有一缸大米，但主人不在，是否可以先拿来急救。黄治峰听后一口否决说：“主人不在家，东西不能随便动，特别是粮食，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纪律更要严格。”黄治峰这种平易近人、以身作则的作风在部队里传为佳话。

1932年秋，组织为加强右江革命工作的领导，决定派久经考验、大智大勇的指挥员黄治峰重返右江工作。部队为他召开欢送大会，张云逸为他饯行。黄治峰在返回广西途中不幸被敌人杀害，光荣牺牲。

黄治峰是一位优秀、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壮族人民的好儿子，是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视死如归，敢于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精神永远留在田阳人民心中，激励我们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