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红色故事｜百色起义时期右江廉政小故事

“红军纪律十分严明，凡我同志都要记清，工农的东西得来不容易，一草一木不得害损。红军处处爱护群众，莫把群众利益害损，若要发洋财即是反革命，严重处分不得留情……”现留存于百色市田东县“右江工农民主旧址”的《红军纪律歌》把红军严明的纪律体现得淋漓尽致，郎朗上口，是一首在右江革命根据地非常流行的红色歌谣。

1928年1月，为了打击敌人，扩大农军的影响力，向都县农军总指挥黄绍谦率领向都县农军500多人攻打向都县城，县长黄德珍连夜弃城出走。农军进城时，许多居民因对农军不了解而外出躲避，只有一个叫黄登益的，因家中正办丧事而没走。由于还没有了解农军的纪律，他叫人抬着铜仙和一托盘白银送到农军指挥部。黄绍谦没有接受礼物并对他们说：“你们办丧事就安心办吧，农军不干扰你们，也不干扰街上的老百姓，请他们回来经商吧。”但送礼的人推来推去就是不肯走，非要绍谦接受礼物不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黄绍谦用一块红布挟要一枚铜仙，以示心意，让他们放心地抬着礼物回去。消息传开后，外出的居民纷纷回来开门经商，无不称赞黄绍谦带领的农军纪律严明。

红七军建立之初，张云逸的弟弟张逸秋担任经理处长，隆安、亭泗战斗后，部队撤离到东兰县武篆进行休整，指战员们反映张逸秋在理财上有缺点和错误，张云逸知道后，对大家说：“我的弟弟有缺点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后来，张逸秋被调离军部，由叶季壮接任经理处处长。

“革命干部当官是为人民当差的，如果当官为私人打算，就同国民政府一样，革命就不能成功。”思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阮殿煊在土地革命中，带头焚烧自己家里的田地契约，带头说服家人把家里的田地交给共耕社。奉议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治峰坚持要最低一级标准（即最差）的土地，把好的土地分给其他贫苦农民。在他带动下，奉议县的土地革命顺利开展起来。

1930年，邓小平由龙州到东兰，沿途都在农户家落脚，睡门板，打地铺，吃玉米粥、猫豆菜，不给群众增加额外的负担。在东兰期间，邓小平和韦拔群、雷经天等一起开展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经常深入村屯调查研究，与农民同吃同住，了解群众的甘苦和心声。红七军从贵州回师收复百色后，因经费短缺，部队生活十分困难，第一纵队长李谦看到这种情况，把自己珍藏的50元港币拿去兑换现洋，作为部队的伙食费。政军领导干部廉洁奉公，提高了苏维埃政府的威信，也增强了根据地人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抄录到的百色县龙篆二都区苏维埃政府1930年4月23日至5月20日的财政开支登记簿可以查到，在收入方面，有收到包谷、公牛、大米、玉米、现金的，各项收入都写明收入时间、项目名称、数量等。支出方面，有出公差路费补助、伙食补助、财政刻私章补助，甚至买一双草鞋、一支铅笔，都有明细账目，每一笔经费的开支情况都清清楚楚。说明了当时红七军与苏维埃政府在财政管理方面收支规范，账务清楚，支出合理，又十分节省。管好钱袋子，加强财政收支制度建设，红七军和右江各级苏维埃政府用制度筑起了一道反腐的堤坝。

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官兵一致穿同样的草鞋和军服，吃同样的饭菜，不搞特殊，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艰苦朴素，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人成为士兵的楷模，起到了表率作用。